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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教育的真相

  其实,不是美国没有快乐教育,而是美国孩子高中开始发力,双方的间距在错位的起跑线和终点线上逐渐弥合。

  教育要减负,有人就说“美国的底层(穷人)才搞快乐教育”;应试教育要改革,有人就说“美国的顶层搞的是应试教育,中层才搞素质教育”。

  首先,美国没有“素质教育”这个名词,也没有“快乐教育”的说法,更没有“顶层搞应试教育”的事实。

  我说:“这个话题非常有趣!美国有我们说的‘素质教育’,但不用这个名字。如果你跟美国人谈‘素质教育’,有人也能从字面去理解,但许多人不知所云。”

  上世纪80年代,中国开始推行“素质教育”。但何为“素质教育”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2000年,时任北京四中副校长的刘长铭跟我说,关于素质教育,当时中国已有54种定义。还有人告诉我,关于素质教育,她已收集了13种译法。

  谁最先提出“素质教育”的理念?孙云晓先生曾采访教育部原总督学、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,未获答案。至于如何改革应试教育?如何实践“素质教育”?还是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  我也跨洋过海探索素质教育的困惑。基于20多年对教育的观察、比较,我写了本书,分析应试教育的弊端,找寻教育的真谛——也恰恰是国人说不清、道不明的“素质教育”。我给书取了个中国名字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。

  那本书让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、生动、可操作、神形兼备的实质:激发创新、鼓励独立、勇于质疑、敢于求异、善于发现、促发科研、学以致用、植根社会、孕育领导、强健体魄……

  其实,从美国教授到家长,都不用“素质教育”的概念,是我张冠李戴的。由“素质教育”派生的“快乐教育”,美国人也不这样说。

  不说,并非没有,只是有实无名而已。实际上,从底层到顶层,无论穷富,美国遍地“快乐教育”,就连只对2%~5%的高智商孩子实施的“天赋教育”(俗称“神童”教育——作者注)也是快乐教育!

  那么,怎样才能把人的潜能发掘、发挥出来呢?快乐教育可以,吃苦教育也可以,生存教育、天赋教育都可以。所以,搞素质教育可以很艰苦,也可以很快乐。

  美国幼儿园的孩子,不在乎“1+1=?”,他们整天都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培养好奇心、想象力、探索精神、创造性、独立性、情绪控制、社交能力、团队精神等。你说这是快乐教育还是素质教育?

  当然,因孩子成长周期的缘故,越是低幼,竞争的压力和学习的任务越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核心素质不断增强,通过进取和奋斗去获取成功的快乐会越来越多。这是人的成长规律,而不是阶层使然。

  说“美国的顶层搞应试教育”,是一些亚裔家长的一厢情愿,或者是那些连何为“应试教育”都不清楚者想去误导他人。

  哈佛大学招办主任马林·麦格拉斯说:哈佛每年都收到约500个SAT(俗称“美国高考”)满分者的申请。如2015年,哈佛本科的录取率仅5%,“这意味着差不多每5个满分学生中将有4名被拒绝(此比例的逻辑推断有瑕疵——作者注)。这也说明了其实成绩并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部分,它只能从学术方面反映一个学生的表现。”她想表达的是:哈佛每年都拒绝应试教育的佼佼者。

  再举个例子,1996年全美有545个SAT满分者。其中365人申请哈佛,但165个被拒之门外,拒收率竟达45%。招2000名新生,容不下这165人。原因何在?因为他们只有干巴巴的考分,没有活生生的综合素质。

  2018年,以获最多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为首的约1000所大学,不再要求SAT或ACT考分……

  儿子小的时候,我嫌美国小学教育太儿戏,整天乐呵呵傻玩,就买了整整一套、每本都地砖般大小的数学课本。

  课本编得非常简单明了,我让儿子每天自学4页,自己做作业,自己检查。前面太简单,就跳着学。结果,上2年级时,他就自学到了8年级(相当于初中二年级——作者注)的数学。把包括教授们的孩子在内的同班同学,甩了七八十条街(10年后尝到苦果,那是后话——作者注)。

  可想而知,当时儿子在学校的数学课上有多无聊。于是,他就变着花样在课堂上捣乱。老师问“3+5=?”,儿子说“3+5=24÷3”。全班孩子蒙圈,老师更蒙圈。孩子是对的,但说他对,美国孩子不干了:这中国造的“人脑计算器(human calculator)”到底说啥?

  这个现象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:年级越低,学习强度越弱,程度也越浅,所以,成绩会越好;反之,年级越高,学习强度越大,程度越深,于是,成绩随之降低。计算3+5=8,小学生得个100分,很容易;但到了高中,微积分要得100分就难了。这是学习和生活中的普遍现象,甚至是常识和规律。

  其实,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,整个俄亥俄州从4年级到12年级(相当于高中四年级——作者注)的学生各科统考的及格率:年级越低,及格率越低;年级越高,及格率越高。

  这个违背常识的现象是否仅限于某一州?我一路穷追,不断证实了我的发现:这不是某一州的个别现象,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。就像上面那份全美“Iowa基本技能考试”的统考成绩表所显示,美国孩子起跑落后,终点领先。

  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孩子,越是在低年级,越能领先美国孩子,年级越高差距越小。到了高中,他们与美国优秀的孩子相比,已看不到或几乎看不到差距了。

  我的儿子很自以为是,美国“高考”SAT-II的数学几近满分。但有一天,他感叹道:“其实,并不是我们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聪明,而是我们比他们学得早、学得多……”

  德国《基本法》(宪法)的第七条第六款,明确禁止给学龄前儿童教授学科知识。美国宪法虽没类似条文,但美国文化也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学科知识。所谓“学龄前”,就是上“学”去学习学科知识之“前”。

  非常有意思的是,孩子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创造的颜色,就找近似的彩色蜡笔“画”下自己创造的颜色。

  老师哈哈大笑:找得到,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,找不到,正好让孩子理解,创造就是无中生有……

  他们五六岁就开始“玩”足球。所谓“玩”不是在后院自个踢野球,而是请教练、搞训练、打比赛。

  社区每年都根据孩子的年龄组织不同级别的比赛。教练大多由父母兼任,没几个真会踢球。有时,球滚到我的脚边,我顺便“高俅”一两下,技惊四座。于是,人们纷纷怂恿我当教练,我总是推辞,因为美国人只让孩子在踢球中玩乐,根本不在乎输赢。

  后来,因教练短缺,可能影响到儿子踢球,才不得不当了一回助理教练。孩子们总是嬉戏打闹,不认真训练。某日,是可忍,孰不可忍,我秀了一脚“倒挂金钩”,人人(包括主教练)目瞪口呆,我趁机来一通“要赢球”的演讲。主教练顺势“让贤”,去给孩子们送喝的、递吃的……

  我“夺”权后,按孩子们的特点,确定位置,各司其职。两个最差的队员,只有在我们赢3个球以上时,才让他们上场踢“前锋”——远离自家球门,爱干啥干啥。

  于是,我们所向披靡,大家都认为准拿赛季冠军。但是后来,我到德国出差,主教练“复辟”,搞快乐足球,结果输得一塌糊涂。

  “不输在起跑线”的蛊惑已有些声名狼藉,为了反对减负,又出现似是而非的“警句”:“现在不吃苦,将来二百五”“现在不吃苦,将来准吃苦”。总之,就是想用“吃苦教育”来代替“快乐教育”。

  只要吃苦教育的时机、形式、内容、目的得当,对培养孩子的情商和道德,诸如意志力、同理心、同情心等,大有裨益。然而,用吃苦教育反对减负,反对教学中的“快乐教育”,就文不对题了。实施“吃苦教育”,必须注意至少三个问题:

  如仅仅是冲着考分去强化吃苦,诸如“要成功,先发疯”等,其弊端已见诸报端,在此不赘述。2.吃苦的内容。

  让孩子在学科知识上“不输在起跑线”而加压、加量,迫使孩子早学、多学,有害无利。3.吃苦的时机。

  即使目的、内容、形式皆正确,但若时机不当,也会适得其反。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,思维和行为受到大脑阶段性发育的影响和制约。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发现:2~7岁孩子的大脑处于“前运算阶段”。此时,孩子缺乏逻辑思维能力,特别是缺乏反向的逻辑推理能力。比如,教孩子12+7=19,他可能可以理解,但孩子很难自己反向推算出19-7=12。因为孩子的大脑尚处在知觉集中倾向的阶段,他们只会凭着知觉能感觉到的东西,集中注意事物的一个方面,看不到事物的整体。

 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:我亲眼见证儿子的经历——中国孩子的数学甩美国孩子数十条街,但为什么国际最高数学奖(Fields Medal),美国斩获27枚,中国尚无收获?

  美国到高中才有校际足球赛。想进校队的孩子可自愿报名,但得参加淘汰率很高的“淘汰竞争”的过滤。

  儿子上高一那年的7月16日,烈日当空,他与200多人参加了“淘汰竞争”。开始是两圈环校跑,接着是三组400米,然后是四组100米折返跑。

  孩子们已累得歪七倒八,第二轮又开始了:两圈环校跑,三组400米,四组100米折返跑……有孩子跑得晕倒、抽筋、呕吐。

  后来,儿子参加了球队,进球第二多。但第二年要进球队,还得通过“淘汰竞争”。说是历史已成过去,竞争要从零开始。

  大概儿子心里想,去年进8个球,队里还能少了自己?“淘汰竞争”走过场罢了,因而没认真准备。结果,这个进球第二多的队员,跑着跑着倒在地上……他被残酷地淘汰了。

  有人说,美国高中流传一个数字“4”:每天只睡4小时,喝4大杯苦咖啡,为的是获得4.0的平均分。从北大清华来美国攻读学位的,也普遍感觉极艰苦。

  与国内高校开学典礼隆重异常不同,美国毕业典礼异常隆重。这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是大进小出、成钢除渣的冶炼炉,经历无数大考小考、课题研究、作业实验……脱胎换骨者才能到达终点,能不隆重?在高校的起跑线上已定输赢,谁还冲刺?

  其实,不是美国没有快乐教育,而是美国孩子高中开始发力,双方的间距在错位的起跑线和终点线上逐渐弥合。

  出现“年级越低,及格率越低;年级越高,成绩越好”的“反常现象”,有两方面原因。

  一方面,人们认为:孩子还小,在心理、生理、情感上,尚未具备应对激烈竞争的条件。因此,竞争会毁掉孩子的平常心,使孩子生活在压力、抑郁中,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。于是,在小学阶段,美国孩子信马由缰,悠哉悠哉,只在乎成长,不在乎胜负——基本无像样的家庭作业、无班级排名、无成绩排队。甚至初中也还是过渡阶段,待核心素质逐渐强大后,美国的高中生才开始奋发,拼个天翻地覆,你死我活。

  “授之以鱼,不如授之以渔”是美国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中国古谚。在网上,古谚后面,往往附一小故事:某日,一小孩在河边见一老翁垂钓,鱼已满箩。老翁将鱼给小孩。小孩不要,对老翁说:“把您的鱼竿给我吧!”

  这个故事本想赞扬小孩聪明。但一个不小心,这个“给”字就泄露了思维的差异。

  鱼竿是器物,像鱼一样可以“给”他人;但思想和技能是不能“给”的。“以鱼”说的是“给”;“以渔”无法“给”,只能营造一个环境和平台去“教”、去培养。

  其一,老师循规蹈矩地把气象知识传授给学生。几个课时,就把所有知识点,像“鱼”一样,快速、有效地给到学生手上。

  其二,老师把气象知识传授给学生;然后,带学生到气象站,把“鱼竿儿”给学生——让他们用各种仪器去预报天气。

  其三,“研究气象谚语”是美国某小学四年级别出心裁的教学设计。孩子们耗时14周,去证实或证伪某些民间气象谚语。

  显然,第三种教学方式下,孩子还在“如鱼得水”般不亦乐乎时,早被前面两条“鱼”甩了一个江湖。

  但慢工出细活。首先,他们得学习研究气象谚语所需的气象知识。其次,要掌握测量和预报天气的工具和仪器。再次,还得去采访附近的居民、农民、气象员,收集民间气象谚语及其看法,并利用所学的现代气象学知识,去证实或证伪这些千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气象谚语的正确性。最后,组成正方和反方辩论,再把证实或证伪的气象谚语做成书面报告在学校的“科学集会”上展示。

  假如头两三个星期,进行书面考试,甚至操作仪器去预报天气,从老师手上得到了许多“鱼”的学生,会得心应手地烤、煎、炸、焖……而那些还在“江湖”里“浑水摸鱼”的孩子,可能连鱼鳞都没摸到。然而,到了第十四周,从老师手上得到的“鱼”,可能已红烧得差不多了,但“江湖”里却已有人“渔”得浪里“百”条了。

  因为这种“玩法”不停留在让孩子掌握天气变化的科学知识上;也不满足于让孩子知道用什么仪器去预报天气——培养气象员,掌握的仅是人们已知的东西。而这是在培养科学家必备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批判性思维。

  虽然,我们早已有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;可惜,那只对“以鱼”而言。老师是在传道、授业、解惑时因材施教。其实,因材施教更应该对“以渔”而言。这个研究民间谚语的教学设计,是对“以渔”的因材施教,从而使“以渔”和因材施教相得益彰,甚至浑然一体,获得质变的升华。

  把“科技”看作名词,我们理所当然地教学生课本知识;但喜欢“以渔”的老师,在教学设计中把“科技”看作动词。于是,学生们就去实践、体验、实验、思索、探究。

  “以鱼”强调“学会”已知世界的知识;“以渔”以“会学”为手段去探索未知世界。

  哲学家杜威说:“我们的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转移,这是一种变革,一种革命,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。这里,儿童变成了太阳,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;儿童是中心,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。”

  网游,让家长望而生畏。我儿子刚上初二时,接触到MUDS这种网络游戏。初中是“童年的天堂”和“青年的战场”的过渡桥梁。美国初中只有两年,初二也就是桥梁的末端。

 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“天堂”的“尾巴”——“战场”的“序幕”,孩子是怎样快乐地“游戏战争”的。

  历史课老师亨利克布置了一个美国国内战争的课题研究。儿子选“安提顿战役”。根据要求,一是提交论文;二是在班上作汇报;三是制作一个与课题研究有关的实物。

  早期的MUDS是通过文字描述,输入命令来进行全球网游的。开始孩子只是玩,后来解剖了几个程序,发现编程的秘密。于是,他决定设计一个“安提顿战役”的MUD。

  这个网游计划很疯狂。首先,他要把史实研究透;其次,设计战役的场景和人物;第三,给这些历史信息编个性化的程序——把自己的构思写成一款网游。孩子很努力,自学C语言、JAVA。在提交作业的期限前,终于完成了程序测试。

  “安提顿战役”的网游采用“穿越历史”的方式,电脑首先出现中学校门,然后是同学们走进教室。游戏里的亨利克老师,简要地介绍历史背景并说:“如果你们想看一看历史的真相,请拿上这把钥匙,打开这扇历史的大门,走进历史去作一个采访吧。”

  同学们踊跃地要求当采访者。他们操作电脑,让自己走进南军司令部去采访南军司令。司令滔滔不绝地介绍南军的战略战术。到了南军前线,还可看到详细的兵力部署。在北军方面,同学们除了会见司令,还跟一位大个子士兵交谈。大个子告诉这位同学,他怎样搞到对这场战役起决定性作用的情报……

  整个游戏把“安提顿战役”从大背景到细节,都演绎了一遍。儿子把亨利克先生和班里的同学都“编”进了游戏。大家看到自己出现在历史的游戏中,欢声笑语一阵高过一阵。

  在编程时,儿子还不忘搞笑,比如,让历史老师穿戴搭配错误的领带和衬衣,手里还拿着网球拍。看到电脑中自己的滑稽像,老师开怀大笑。课题研究因标新立异得了130分(满分100分)。

  原来,他已被一家MUD网站聘为“执行总监”,会议是讨论建立新的MUD网站。

  网站的主人,应该也是个孩子,想找几个既会玩MUD,又会编程的人,组成网游创作组,编最新一代的MUD。

  儿子看看我,笑着说:“老爸,这是做来好玩的,高兴就做;不好玩,就走人。没人要工资。我们的最高原则是好玩!”

  儿子长大后,在曼哈顿当诉讼律师。在常人难以想象、难以承受的繁忙的律师工作之余,儿子在编写一个网游。我相信他会成功。因为这是他喜爱的“玩具”。

  读高中后,我们对儿子实行“目标管理”。让孩子知道网络是工具,是让你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的工具;也是社会化的途径,而不是脱离现实的迷宫。人是网络的主人,不是网络的奴才。

  杜威说:“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,在教师、在教科书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,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。”

  “玩”的“程序”被天然地写进了孩子的发育“基因”里,没有了玩,孩子就失去了活力,甚至生命力。“玩”对于孩子的成长,就像生长维生素。孩子的好奇探索、想象思维、自我意识、自尊自信、道德习惯、个性特征等都是在和同龄人的玩耍中启蒙和完善的。

  减负是教育措施,减负也应该成为一种教育,叫“减负教育”。我们都要学一学,减负的教育理念,减负的教学方法,减负的课程设计……从孩子减负获得的快乐中,寻找和发现儿童教育的途经和规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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